油价历史_历届油价

俄罗斯三位总统如何因应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20年过去了，作为苏联法权和实际继承者的俄罗斯，在1991年那场风暴过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不仅是我国学术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也是我国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不过，这是一个十分厚重、容量巨大的题目。在此我们只能就其主要方面，尽量加以简要阐述。首先，必须对“俄罗斯”这一行为主体加以限定，这里仅仅局限为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领导集团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是怎样对待并消解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

以下分析主要着眼于苏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教训本身，看看俄罗斯领导集团对此采取了哪些主要的对策和措施，来消解苏联解体的教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权，苏共独揽一切大权，严重缺乏监督，致使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产生种种严重弊端。叶利钦及其集团执政后，另起炉灶。首先宣布苏共非法，从上到下将其解散。接着取消了苏联党政的一切机关设施，用新建的一套政治设施加以取代。他用三权分立的“总统—议会制”国家，完全取代了苏联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的联盟国家。

1993年后，叶利钦通过修，建立了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权力机制，在中央一级加强了权力，各地区行政长官则实行直选制，使得分立倾向加重。这样，俄罗斯联邦就面临着分崩离析、走向解体等现实危险。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扑面而至，社会全面自由化和“休克疗法”改革造成的混乱，使各种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居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加上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缺乏监督、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和制度瓦解致使的法制崩坏，俄罗斯警匪勾结、腐败成风。在其统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叶利钦交出权力，普京时代来临。

普京接管权力后，实行铁腕整肃政策。针对叶利钦时期的乱象，他收回地方权力，实行“新中央集权”政策，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行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提名、由地方立法机构确认的产生办法，制止了外高加索和其他一些边缘地区的分立主义倾向。

接着，普京改革了政党制度，组建统一俄罗斯党为“政权党”，又推动公正俄罗斯党的建立，把它作为主导政党的“第二种”政治力量，并提高议会党门槛，将得票率由5%提高到7%，避免了小党对议会的介入。他改变了叶利钦时期总统不加入政党，凌驾各党之上的做法，他本人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担任该党党首，形成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此外，普京还进一步把叶利钦推行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改变为“可控民主”，取消了诸多方面的民主机制。这一系列政策措施，被反对派指责为改革的倒退和专制体制的“复归”。“梅普组合”联手执政后，有迹象表明，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执政理念上逐渐出现分歧，新总统又重新强调“政治民主化”，主张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同时，还提出改善多党制，加强政党竞争。这些主张的提出，使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10月公布的民调中几近追平普京，前者的民意支持率为76%，后者为77%。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俄罗斯的政治走向又开始向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摆动。总体而言，从叶利钦到普京，只是构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大体框架，并未来得及对政治体制进行细密、周详和深入的改革。一党独大，无法展开正常的竞争，监督的有效性受到极大限制;法制不完善，人治盛行，国家一如既往地进行干预等等，都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还留下许多制度和法治漏洞，造成目前腐败还不能被有效制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经济方面，国有制、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官轻民，严重忽视民生的发展模式，给苏联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弊端，造成经济结构失调，发展动力不足，民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叶利钦在1991~1992年间采纳盖达尔的激进改革政策，即“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外贸自由，实行证券私有化，建立了以全面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于私有化条件不公和仓促行事的政策措施，在消除外贸赤字的同时，导致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急剧下降，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和动荡，同时使得民众财富被少数人“鲸吞”，造成“一小撮人”暴富，出现“寡头”对经济、政治和传播媒体的垄断，形成“寡头资本主义”。普京接手政权后，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做法，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以建立强大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战略、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形成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他重拳整肃“寡头”，夺回了他们侵吞的企业，重新实行国有化，一些企业被国家或国家控股企业兼并，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企业的控制加强，这一进程被学者称为是“国有化”或“再国有化”。普京不仅制止了经济下滑的势头，还促进经济连年发展，2000年~2007年俄罗斯年均增长达7%，2007年甚至加速到

8.1%。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世界油价的飙升，使得俄罗斯的财政收入激增，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和工资额度，改善了居民生活;同时，在教育、住房、医疗改革上加大投入，基本做到了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所许诺的让人们“有学上，有房住，看得起病”。然而，为照顾民生，普京及其执政集团无暇顾及、也忽略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在苏联时期就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如故。这种情况使俄罗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因油价大落而遭受重大打击，造成国民收入锐减

7.9%。这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这种局面让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感到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提出了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任务。为此，梅德韦杰夫总统成立了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确定以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为优先方向，重点解决医疗、信息、航天、电讯和节能等领域的创新问题。但学术界认为，俄罗斯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两难局面，当石油天然气价格上升、经济好转时，只顾资源性产业的发展，缺乏发展创新型产业的积极性和动力，而当资源价格下跌，财政紧张时，又缺乏资金用于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在文化意识形态管理方面，苏联的文化统治主义曾长期束缚、禁锢人们的精神世界，压制科学文化和思想理论的创新，缺乏必要的改革理念，造成改革屡改屡败;同时，打压科技理论的发展，带来科技的落后，最后使苏联在国际竞争中败北。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上，遵循西方的自由民主化理念，进一步推行自由化改革，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出版、言论、集会游行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放开宗教活动，使俄罗斯在政治精神文化活动方面达到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和法制崩解，严重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精神文化上的自由民主大打折扣，令人们对走西方民主道路大失所望。普京上台后，从叶利钦所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向着中间路线靠拢，逐渐修正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首先，他把叶利钦的西方民主调整为“可控民主”，又进一步由此发展为——依据俄罗斯具体国情，拒绝听从西方，维护本国主权的所谓“主权民主”，并把这种民主与民族爱国主义相结合，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次，在经济上制裁“寡头”，同时从这些“寡头”手中夺回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再次，将游行集会法制化，规定了群众的申报批准制度，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范围。最后，在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2007年6月，普京在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代表时，对修订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了符合“教育标准”的一系列要求。普京的上述方针政策，与他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新中央集权”政策一起，被西方学术界指责为是民主的“倒退”和向专制主义的“复归”。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又强调建设俄罗斯“民主国家”的方针，把“政治民主”提上了重要日程。他口头上虽然不同意有关俄罗斯“没有民主”、“独裁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言论，实际上又向政治民主化一边移动。2010年9月，在雅罗斯拉夫尔举行的主题为“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的世界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对民主的深刻见解，指出：俄罗斯“正在转向民主的新水平”，“改善民主制度问题”，始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必须由人们自己解决。数百年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决定俄罗斯民主探索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种种情况表明，俄罗斯走上民主化的正常轨道，必将不是一帆风顺的，还会有遥远曲折的道路要走。俄罗斯消解苏联解体教训的根本是如何对待斯大林体制模式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历届俄罗斯***对待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管理模式的弊端和历史教训的态度及消解措施，归结起来，是一个如何对待斯大林体制模式，如何对待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的问题。叶利钦及其主要代表的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和斯大林遗产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全面否定并彻底摧毁，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来消解斯大林主义的全部遗产。普京时期，为消除叶利钦自由主义激进改革所造成的混乱和恶果，把改革调整为中间路线和保守主义的渐进式改革，以铁拳出手，重振大国、强国地位。普京把斯大林作为铁腕和强权治国的符号，做了比以前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评价，特别从卫国战争胜利的视角肯定了斯大林，但对斯大林的国内政策，对其“专制主义”的体制模式，则是否定的。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5月7日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关于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的宣示，和俄罗斯国家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祝活动中不提斯大林名字、不准出现斯大林肖像等一整套处理方式，表明俄罗斯领导和俄罗斯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上是连续一贯的，没有发生大的起伏。把“去斯大林化”与梅德韦杰夫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于2009年在《俄罗斯，前进!》一文提出的“新现代化方针”联系起来，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所谓“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就是意味着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苏联时期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发展观，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扫除现代化的障碍，在俄罗斯开辟不同于苏联时代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来源：决策与信息

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

自1997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事件是不够的。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性服务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 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 ）和欧洲货币基金（EMF ）。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 和EMF 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 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 ）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 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 ）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 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计划”，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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